目前在硕士、博士学术论文审核上，有的学校已经开始了校外专家盲审的试点，效果很好。
问：在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发生了早期聚集性疫情，这让很多人倾向于该市场内某个动物将冠状病毒传染给人群的看法。结果显示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可以直接感染果子狸，也可以通过人的ACE2受体感染小鼠。
本报经美国科学促进会（AAAS）授权，翻译并刊登《科学》杂志对石正丽访谈全文。问：您的实验室是最早进行新冠病毒测序和分离的实验室之一。12月31日，当我们通过对冠状病毒通用RT-PCR扩增产物测序时，我们发现这是一种新型SARS相关冠状病毒。我们更改名称时主要考虑将样品的时间和地点体现出来，13是采样的年份2013，而TG是通关的首字母缩写。我们在湖北监测蝙蝠病毒多年，没有发现武汉甚至湖北省的蝙蝠携带有和SARS-CoV-2亲缘关系很近的冠状病毒。
结果正在整理中，会尽快公布于众。其间，我们经过数据分析和多方验证，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和病毒分离，并于1月12日及时通过世卫组织向全球公开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。近几年随着科普工作的内容更丰富更多样化，在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群体里也形成一些团队来支撑，但整体上并不是成建制的部队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研究人员和学生参与科普内容创作会得到一定报酬吗？相关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？ 成蒙： 我们会根据阅读量高低给大家开稿费。更重要的是，稿费会激励他们创作出更好的作品。早期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遇到了一些质疑。疫情之下，我们就发布《对人类网课时期迷惑行为的研究》。
古生物学本身就有很强的科普属性。今年我们花了很多力气，做了一些视频直播，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，传播效果得到了最大化。
现在所里的科普工作全部集中到这个部门统一协调。刘庆国： 参与公众号、科普图书的内容创作，不论是研究人员还是学生都有相应的稿费对研究所来说，做好科普的最大好处就是古脊椎所对学生的吸引力更大了。现在无论有什么科普任务，我形成工作方案后，就第一时间发给这个小组的老师，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推动，跟科研人员的协调也变得非常顺畅。
作者：李晨阳 胡珉琦 来源：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：2020/8/12 9:51:58 选择字号：小 中 大 我们不做内容搬运工 科研机构出圈做科普，需要闯过几道关 疫情期间，云上科普蔚然成风。其实我们在当初确立科普定位时，就考虑到了这一点。因为我们微信公众号的用户定位是大中小学生，内容比较接地气，跟研究所的科研工作相比，显得有点幼稚。天问发射在即，我们就解读《带火星探测器上天的火箭，为什么有着葫芦形状的推进器？》好玩是策略，通俗是手段，干货是核心。
刘庆国： 参与公众号、科普图书的内容创作，不论是研究人员还是学生都有相应的稿费。现在通过公众号认识我们的学生能达到3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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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理所微信公众号刚刚建立时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做，当时工作量很大，每天几乎有一半时间在做这件事情。刘庆国（古脊椎所党群宣传处副处长）： 我们现在的科普工作，第一是传统不能丢，第二要向各种新媒体平台进军微信、微博、直播、短视频（快手、抖音、B站）等平台，都是我们正在发力的方向。去年古脊椎所设立了年度科学传播奖，把科研人员的科普贡献纳入了年终评奖。因此从研究所的角度来说，应该给大家一个风向标，有一些具体的激励手段，从政策层面上去力挺科普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去年我们所成立了科学传播工作领导小组，所长任组长，所里主要领导和一些研究室的负责人都是小组成员。所以做科普是研究所发展到一定阶段，比较自然地会去关注的事情。
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20人左右的团队了。现在所里的科普工作全部集中到这个部门统一协调。
我们的初衷就是传播科学知识、科学方法、科学精神、科学文化，我们不在意粉丝量有多少，但哪怕只吸引来一个粉丝，我们希望他是真的因喜欢、因好奇而来，然后我们一点一点地，把这些喜欢、好奇在人群中巩固起来。因为对研究所来说，生源质量是非常重要的。
然而风口之上，并不是谁都能飞得更高。当科普工作的执行人员得到所领导层面的支持，这个效率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今年我们花了很多力气，做了一些视频直播，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，传播效果得到了最大化。从此以后，这位老师只要有成果了，就给我们写稿。谁知这次居然有10多个老师表示愿意参加。2014年，我毕业留所进入综合处，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和运营所里的微信公众号。
可没想到，这篇文章发出来之后，被电视台看到了，还专门做了新闻视频。邓涛（古脊椎所所长、2015年度十大科学传播人）： 古脊椎所一直有科普的传统。
我们在B站的账号名称，就叫二次元的中科院物理所。我们做科普，最显著的好处是招生。
此外还有两位工作人员，也承担一部分科普工作。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在做科普的路上，你们闯过了哪些关？ 成蒙： 首先是团队关。
所以我们的努力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。之前我没抱很大希望的，因为过去大家对类似活动的兴趣没有那么大。写科普文章、给公众号供稿、为研究所做宣传，毕竟不在学生的义务之内，因此我认为给予适当报酬，是非常合理的事情。转折点出现在2015年底，物理所举办了第一届科普展品创意大赛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以你们各自单位为例，科研机构对科普工作的支撑体系是怎样的？ 刘庆国： 据我所知，各个研究所通常没有专门做科普的部门。邓涛： 对科研人员来说，科普和科研其实是相辅相成的。
古生物学本身就有很强的科普属性。内容原创、质量上乘、输出持续3大目标能否全部达成？定位尴尬、经费不足、人员流动3大问题何以各个击破？ 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中科院物理研究所（以下简称物理所）、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（以下简称古脊椎所）的相关负责人，请他们分享科研机构做科普的闯关之道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研究所的支持对科普工作有多重要？ 刘庆国： 其实每个研究所都有热心科普的老师。一些做得很好的成员，科研忙起来了，或者要毕业了，就不能再做下去了。
